一只粗陶大碗

我童年时代是在宜兴乡村度过的，宜兴是有名的陶都，但我从来没有看到做陶器的地方，据说陶器的生产地在宜兴的丁山、蜀山一带，离我家很远。宜兴的陶器价钱很便宜，碗、碟、砂锅、茶壶、茶盅、瓮、罐、缸、甏大大小小的陶器都是经济实惠，从几分钱一只的碗到几元钱一只大水缸都有。农民收入低，要的是价廉实用，尽管工艺简单粗糙，农村人家大多喜欢用。

上世纪50年代初，父亲在宜兴的东霞乡中心小学教书，我们家就住在学校里，学校离张渚镇很近。一天父亲从镇上回来，用了一元钱买回来了一只粗陶大碗。从此，这只大碗陪伴了我们几十年。

粗陶大碗碗口的直径约25厘米，比一般的“红花碗”要大一圈；大碗很厚实，比一般的碗分量重，父亲大概就是看中它的大和厚。碗的里面上面部分上了一圈枣红色的釉，碗底有个直径三四厘米的圆形图案，图案上也上了枣红色的釉，我看不出图案有什么特别的意思，也许仅仅是为了装饰吧！碗的外面从碗口向下上了一大半釉，这样可以节省成本，从没有上到釉的地方可以看出大碗是白中带灰红的颜色。它是一只充满山野之味的大碗，一只不失古朴之风的大碗。

东霞乡中心小学没有高年级，我要到离家十多里外的学校住读，每星期回家一次。吃饭的时候，那只粗陶大碗里盛了满满一碗青菜，有时能吃到青菜烧豆腐，那就是改善生活了。到了寒假，碗里盛的不是咸菜就是萝卜。到了过年，那只粗陶大碗就“风光”了，盛在碗里的不是红烧肉就是红烧鱼，连碗的外面也油光光的，红釉也特别鲜亮。

50年代中，我们全家迁居上海，在全部家当中就包括那只粗陶大碗。那时我们靠哥哥给的伙食费生活，大碗里夏天盛的是一碗青菜、茄子或豇豆，到了冬天则是盛着自己腌的咸白菜。我和弟弟都是十几岁的孩子，很能吃，父母常常都把菜让给我们吃。偶尔买了点荤菜，数量不多，只要小碗盛就行了，那是粗陶大碗难得“休息”的日子。

父亲的手擀面很好吃，在乡村时很喜欢吃父亲擀的面。新收的小麦磨的新面粉，父亲擀的面结实有韧劲，面条切得很细，加上地里刚摘来的青菜、毛豆，那香味、那鲜味总诱使我吃上几大碗，直到肚子胀胀的。迁居上海时父亲特地带上了一米多长的擀面杖，也擀过几次面，虽然没有乡村新面粉的清香，但比买的机轧面条好吃。60年代初，每人凭购粮证购买的20多斤口粮中，大多是面粉，每餐就是面条、面糊糊。在那个年代，吃面要量入而出，每一餐都算好用多少面粉，粗陶大碗成了揉面团的盛器，四个人一餐的面条只要在碗里揉面团了！擀小面团如果用原来的擀面杖就是杀鸡用牛刀了，有劲也使不出！父亲又买了根30来厘米长的小擀面杖，那擀面杖有点像北方人擀饺子皮的那种小木棍，只是整根木棍都是一样粗细，擀得也不结实了，怕结实了烧不成“烂糊面”。蔬菜是要凭“菜卡”购买的，每人每天二、三两，因此，面锅里的菜也很少，想要“糠菜半年粮”的日子也过不上！每人每月几两油，只能看到面汤表面漂浮的几朵油花。好在自来水还没有“计划供应”，要多吃一碗面就多加一碗水，所以肚子吃得胀胀的，就是没感到吃饱。

70年代初，大学毕业的弟弟分配到外地工作，我也成家了，父母两人自己开伙，已不用烧大碗的菜了，粗陶大碗也可“退休”了。父亲喜欢吃甜食，常常自己做甜馅的汤团、油酥饼。在国营粮店是买不到芝麻的，父亲会到菜场边的马路上买到郊区农民自己种的芝麻，回家炒熟放在粗陶大碗里用小擀面杖舂碎后加食糖、猪油做成芝麻馅，粗陶大碗“继续发挥余热”，直到碗底被舂出了一个洞才“彻底退休”。

母亲离世后，父亲到常州弟弟家居住。80年代初，我家动迁，搬家时，我没忘带上父亲的那只粗陶大碗，虽然它既没有收藏价值，也没有使用价值，但它记录了我家几十年在那个时代的生活。